攝影戰士們拍攝的照片，反映了解放區軍民抗日斗爭的真實圖像，必須將它們發表，才能發生宣傳鼓動作用，沙飛除將這些照片寄往延安、重慶等地之外，于1939年春節，和羅光達在晉察冀軍區駐地河北平山蛟譚莊舉辦了街頭照片展覽，這次展覽是敵后解放區第一個，也是中國新聞攝影史上第一個用印片進行的展覽，雖然展出的印片是120相機拍的八張片和十六張片，但是由于展出的內容反映著八路軍挺進敵后收復城鎮，繳獲日軍槍炮和大洋馬，群眾參軍，八路軍部隊生活，根據地人民進行生產等，又是在群眾很少看到照相的山村舉辦，參觀的群眾像趕廟會一樣熱鬧，山溝里來了照相的，一時成為附近各村的頭號新聞，流六七十歲的老頭子老太太和小娃娃都來參觀，不對更是整隊前來，一邊擠著看照片，一邊聽著解釋，一邊發表議論，聶司令員也來看展覽，聽群眾議論，對沙飛和羅光達稱贊說：這樣的形象宣傳作用很大，并建議設法用放大照片展覽，兩個月后，沙飛搞出了土放大機，用日光放大，再次搞了巡回展覽，雖然如此，他們感到，僅用展覽方法，不能充分發揮新聞攝影的宣傳作用。

沙飛參加革命前就有的創辦新型畫報的想法這時活躍起來，得到羅光達的贊成，他們向聶司令員提出了這個設想，辦畫報不但是擴大宣傳的需要，業務上指導和組織、擴大軍區攝影網，匯集、發表和利用各分區攝影組的照片資料，也需要畫報作為中心，但是，在敵后創辦畫報談何容易，有人說，這是天真的幻想，可使，聶司令員卻贊賞和支持辦畫報。并命沙飛與羅光達進行籌辦。

1939年夏秋，羅光達在平西根據地采訪中，得知區黨委通過地下黨關系從北平搞出了一套準備印刷鈔票的器材，并有照相制版與印刷的技工，由于戰爭條件艱苦，這些器材一直埋藏著未用，技工也無法安排工作，1940年8月，羅光達采訪百團大戰正太路戰役娘子關漠河灘戰斗時，碰到五專署宣傳隊的康健，發現康健原始北平故宮印刷廠的照相制版技工，熟悉照相制版業務，便通過組織調康健參加畫報籌備工作，10月，他們在阜平華北聯大周年紀念會上又遇到康健的師兄弟劉博芳，動員劉也來參加畫報的籌備，從康健和劉博芳了解到印照片同印鈔票有很多相似之處，沙飛與羅光達便要求聶司令員把閑置在平西的那套印鈔票機器及技工調到軍區，1941年初這個要求實現了，但是藥品不全，數量有限，他們走遍了軍區各部門請求幫助，軍工部各工廠幫助制造了平面銅板、鋅板、三酸、純酒精，并按晉察冀日報鉛印機的養子制出了八頁鉛印機，冀中衛生部顧正鈞部長姜倉庫中畫報可用的藥品及代用品全部撥給了畫報，還派人到平津采購所需藥品，晉察冀日報鄧拓和出版部何繼云幫助畫報鑄了一套畫報所需鉛字，調給畫報鉛印、排字、刻字和裝訂的工人，劉博芳把他參加革命時從北平帶出來的照相制版用的八寸鏡頭和一塊網目及他用黑布新制的皮腔安裝在康健設計制作的制版機木架上，做成一臺土制照相機，1941年4月14日《抗敵三日刊》刊出了康健和劉博芳試制成功的第一幅銅板照片《邊區人民對****內戰》，4月17日《晉察冀日報》刊出了新聞攝影科提供的沙飛、羅光達銅板照片三幅，6月，軍區政治部為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出版了兩期日文《解放》畫刊，第二期上刊印了沙飛照片五幅，宣傳我軍的俘虜政策及革命人道主義。

1941年5月，軍區政治部主人朱良才召集沙飛、羅光達、裴植、趙烈等開會，正式成立了晉察冀畫報籌備組，軍區印刷所劃歸籌備組領導，由沙飛全面負責，裴植任黨支部書記，由于銅板不足，沒有印刷畫報的紙張與彩色油墨，羅光達向聶榮臻司令員提出，請冀中軍區幫助到平津采購，經同意后，羅光達跟隨來軍區開會的呂正操司令員、程子華政委到冀中去，一到冀中，即遇到敵人掃蕩，反掃蕩勝利后，呂正操即派人到平靜，利用地下黨關系，經過三四個月的努力，所需材料，都從平津運出，冀中軍區派主力團一個營的兵力，由團參謀長指揮，護送羅光達及器材安全的通過了平漢路封鎖線，后來，為了**畫報所需物資的進口，軍區還在冀西行唐縣口頭鎮一帶設立了采購站，在黨的城市工作部劉仁幫助下，畫報社王丙中作駐平采購員、李鴻年作聯絡。

在羅光達去冀中籌辦器材的同時，沙飛于7月在軍區開辦了攝影訓練隊，8月日軍來掃蕩，沙飛、趙烈、張進學等帶著學員分別到五臺、靈丘、淶源等地一面打游擊，一面教學，一面采訪，為畫報積累稿件。